韩炎霖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导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将其作为推进移风易俗、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居高不下的彩礼已成为横亘在无数适婚青年面前的“大山”。公众乃至学界普遍认为，高额彩礼往往与农村地区的高性别比、经济欠发达状态与女性外流的情况深度绑定。然而本文却发现，在赣西地区，尽管具备了高额彩礼生成的典型条件，该地的彩礼却长期稳定在低位水平。
本文指出，赣西地区的低额彩礼与当地的社会结构与家庭策略息息相关。一是当地形成了“男性外娶扩张、女性婚配内聚”的格局，儿子被期待外出务工增收，而女儿被期望就近生活，这种分工平衡了性别比，削弱了彩礼竞争；二是从女方婚嫁考量，女方家庭担心高额彩礼可能因增加小家庭债务引发代内矛盾；三是宗族性的村庄文化，低额彩礼能为家庭挣得“通情达理”的声誉，高额彩礼则会遭舆论谴责甚至被边缘化。此外，文章还批判了既有研究对“兄弟竞争”的迷思，揭示出代内竞争的核心是妯娌竞争，而兄弟团结及其背后的宗族道德约束有效遏制了竞争的恶性膨胀。
本文指出，低额彩礼作为一种理性选择，通过短期经济让渡换取了长期社会资源增值。该研究打破了“性别比失衡必致高价彩礼”的刻板印象，为理解中国农村家庭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参考。
本文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网络家庭再生产：
高出生性别比农村地区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
▍问题的提出
因生物因素、历史原因和小农时代的生育偏好，男性人口数量往往多于女性人口，中国更是如此（果臻等，2023）。国家统计局（2021）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从1982年开始就超出正常值水平，此后持续攀升，近年来虽明显下降，但依旧高于正常值域。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失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再加上乡—城人口流动、女性外嫁等因素，使得这类地区适婚男性人口明显多于女性人口，这直接加剧了婚姻市场的竞争，导致部分农村男性“一妻难求”（王跃生，2013）。这不仅明显推高了彩礼价格，而且可能加重男方家庭的经济负担，降低婚姻的稳定性，导致家庭关系破裂，并进而对基层社会治理形成挑战（丁佩琪、郑丹丹，2025）。
研究发现，高额彩礼地区往往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出生性别比高，婚龄期男性过剩、女性不足；二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较小；三是女性外嫁比例较高（何倩倩，2021；王向阳，2019、2025）。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江西省的出生性别比较高，2000年达到138，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在120上下波动（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省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农村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更高。然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赣西虽然依旧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传统宗族文化，农村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人口流动亦较频繁，但该地区的彩礼金额并未显著上涨，而是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那么，赣西地区为何会在已经充分具备高额彩礼的条件下形成较为独特的低额彩礼现象？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笔者基于对赣西某镇农村低额彩礼的质性研究，试图从网络家庭再生产理论视角，探讨该地区彩礼背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动因，揭示低额彩礼现象的形成机制，讨论网络家庭支持的婚姻习俗对于抑制天价彩礼的时代意义。
目前，“天价彩礼”不仅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而且引起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重要任务；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本文通过剖析一个积极案例，试图为国家和地方整治高额彩礼提供经验支持与实践依据，进而为推动解决农村地区由男性婚姻挤压带来的个人生活困顿、婚姻家庭不稳定、社会和谐风险等问题提供学理支撑。
▍文献回顾
彩礼作为一种民间婚姻习俗，嵌入在特定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中。狭义上，彩礼是男方家庭在订婚或结婚时向女方家庭或新婚夫妻付出的财物，一般以货币形式的礼金为主；广义上，彩礼是男方家庭及其亲属向女方家庭及其亲属给付的所有财物，包括礼金、“三金”、房产、车辆等资产，以及婚礼酒席等花费和劳动形式的服务。
（一）文化象征论与经济资本论下的高额彩礼
目前，学界对彩礼的研究主要聚焦高额彩礼现象，彩礼本身兼具“财”“礼”两方面的含义，故学理研究主要沿着这两条进路来展开。一是与契约、仪式相关的文化象征论，二是经济资本论。前者认为，彩礼作为自古延续至今的传统习俗，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一方面，作为契约性的保证金，彩礼可以维系婚恋关系的稳定（牟敏娜，2023）；另一方面，作为婚恋过程的重要仪式环节，彩礼亦具有文化象征性功能（王思凝等，2020）。在一些地区，彩礼被视为婚姻的必要条件，甚至与家庭的荣誉和社会地位挂钩。这种观念导致彩礼金额不断攀升，成为一种社会竞争的工具（杨华，2024）。同时，因受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彩礼和嫁妆数额被视为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高额彩礼或嫁妆可增强家庭在熟人社会中的名声和面子，进而转化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家庭在邻里交往中获得更多机会和资源（朱冬亮、李芳芳，2022）。
从经济资本角度讨论彩礼，学者往往从婚姻偿付、婚姻资助和婚姻市场三个视角来展开。婚姻偿付论者认为，彩礼是对女性婚后与娘家关系疏离的一种补偿机制，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的经济补偿（Freedman，1966）。婚姻资助论者多强调彩礼对于新婚家庭的资助功能，从婚姻偿付论的家庭之间的横向经济补偿转变为代际的纵向经济继承，认为以彩礼为核心的婚姻支付是实现代际财富转移的重要途径，是双方父母补贴小家庭的重要方式。但常会因此出现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甚至出现夫妻合谋共同实现代际剥削，从而推高了彩礼价格（阎云翔，2009）。近年来，许多地区面临严重的婚配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议价能力显著增强。彩礼作为货币支付的手段愈加明显，“天价彩礼”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婚姻偿付和婚姻资助，而与婚姻市场密切相关，形成了婚姻市场论（桂华、余练，2010）。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失衡、人口空间流动的持续高位、多子家庭代内剥削、婚恋市场化等都是产生天价彩礼的重要原因（韦艳、姜全保，2017）。
（二）低额彩礼及其影响因素
学界不仅对高额彩礼现象及其引发的家庭与社会问题进行了较多讨论（杨华，2024），也关注到赣南和粤北的宗族性村庄的低额彩礼现象，并对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低额彩礼一般出现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的南方宗族性村庄，通过传统通婚圈内统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认同来抵御婚恋的市场化（朱战辉，2017），从而维持较低的彩礼水平。概而言之，既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低额彩礼的成因。
第一，宗族文化和村规民约。在对粤北地区低额彩礼现象的研究中，村规民约与宗族文化的认同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李永萍，2022），共同塑造一种团结型的村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框架下，村民之间形成了强烈的道德约束力和社区规范体系。彩礼的支付往往严格遵循传统习俗，有效避免了在市场化过程中彩礼过度攀升的现象。村规民约作为一种地方性规范，对村民行为具有显著的约束力，对维护村庄的和谐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在经济发达的广州（粤南）农村地区，团结型宗族社会具有强代际伦理与弱代际支持的特点，老年人掌握家庭核心权利，子代承担赡养长辈的义务，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不强，从而减少了彩礼迅速攀升的可能。同时，宗族结构具有极强的社会规范功能，注重传统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延续，为低额彩礼习俗的延续提供了社会保护机制（王敬，2021）。
第二，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早期关于家庭再生产的探讨主要聚焦分家与代际传递的特征。实际上，彩礼的高低亦与特定的代际关系类型尤其是家庭再生产模式密切关联，而低额彩礼与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密不可分。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即农民以联合家庭为单位进行再生产，代际与代内整合、互通资源，由父代统筹资源保障家庭顺利再生产。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锁定彩礼的低额状态，抑制资助型彩礼实践的兴起，保存彩礼的仪式性意义，故而一般具有低代际支持、低兄弟竞争的家庭特点。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不仅关注个体家庭的利益，更注重整个联合家庭的稳定与长远发展。家庭成员之间注重相互支持与协作，共同致力于维护家庭的稳定与繁荣。与此同时，联合家庭中小家庭依附于以父代为核心的联合大家庭，同样需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男方大家庭给予女方家庭的彩礼，新娘作为未来的儿媳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分担的义务（李永萍，2018）。若是因为高额彩礼使男方家庭背上债务，新婚夫妇将成为首要的债务偿付者，因此，高额彩礼反而会增加女儿的负担。
第三，女性地位的提高。阎云翔在东北下岬村的调研发现，女方本人在彩礼议价中越来越占据主导性地位，他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年轻人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体现了“这代人对自身权利的强调、对个人在家庭财产中份额的要求及对把握自己家庭生活的欲望”（阎云翔，2009）。尽管在传统观念中儿子仍然是养老的主要支柱，但父母对女儿在养老方面所承担责任的期待也在逐渐上升，女儿被视为儿子在养老功能上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生病需要照料及节日期间的探望上，女儿的作用愈发凸显。彩礼金额的高低与女儿融入夫家家庭的程度呈反向关系（李永萍，2018）。因此，女方父母更倾向于通过设定较低的彩礼来让女儿更好地融入夫家家庭，维护女儿未来小家庭的利益，以此策略性地确保女儿在未来能够更频繁地回娘家探望并照顾自己，从而实现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长期效益的最大化。
（三）文献述评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现有研究对变迁社会中的彩礼现象予以较多关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阐释，提出了文化象征论和经济资本论两种不同但互补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彩礼在维系婚恋关系、进行代际财富转移和在婚姻市场中的作用；同时，学界对宗族社会的制约、联合家庭中的责任连带机制、低代际支持和低代内竞争，以及女性地位提高在低额彩礼形成中的作用也进行了探讨，为我们理解彩礼背后的原因和本文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是，就本文所关注的低额彩礼而言，现有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目前研究对高额彩礼关注较多，而对高出生性别比、低额彩礼这一具有张力的现象聚焦不足。目前，学界对农村彩礼的研究主要是对高额彩礼的形成原因与运作机制的阐释，就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带来婚姻挤压进而传递到彩礼议价、形成高额彩礼这一现象达成了共识，而有关低额彩礼产生机制的研究在数量上寥寥无几，且在关注点上聚焦男女性别比相对平衡、村庄相对封闭和成员流动性较弱的地区，低额彩礼背后往往缺乏张力。也就是说，学界对具有高出生性别比等有利于高额彩礼但彩礼仍然较低现象的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从网络家庭再生产视角出发，关注低额彩礼背后的张力。这种张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出生性别比；二是婚恋市场化导致的城市彩礼金额高于农村。尽管已有研究通常认为这两点是高额彩礼的形成原因，但在本文的田野点，出现了低额彩礼的社会现象。本文旨在从网络家庭再生产的角度，揭示高出生性别比背景下农村地区低额彩礼现象的形成机制，并探讨这一现象对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关系的深远影响。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以网络家庭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如图1所示，网络家庭再生产可从当地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和女方婚嫁考量视角进行解释。在家庭性别分工中，男性外娶与女性近嫁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别比，减少了彩礼竞争；在女方婚嫁考量视角下，无论是女儿还是其父母，都期望通过低额彩礼融入夫家并再生产网络家庭。同时，宗族性村庄的地方文化进一步增强并拓展了网络家庭再生产逻辑。
（二）研究方法
为研究生成机制这一问题，笔者采用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对赣西某镇进行田野民族志调查，绘制6张亲属谱系图，收集132个婚姻彩礼个案以反映其年代变化。调查对象包括与彩礼相关的各类人员，如村干部、适婚青年及其父母等，共15人。由表1可知，受访者包含不同性别、年龄和职业的人员。访谈围绕婚恋、彩礼等相关内容展开，包括受访者个人及家庭情况、彩礼的双方议价过程、婚后代际和代内关系等。在相亲角，笔者采用参与式观察进行研究，通过中间人联系相亲角活动主办方，以普通相亲青年身份进行田野调查，作为同龄人获取适婚青年对择偶及彩礼等相关问题的真实反馈。
在统计彩礼金额之前，首先明确本文中“彩礼”这一研究概念。本文选择“彩礼”概念的狭义定义，认为彩礼是男方在订婚或结婚时向女方付出的礼金，所以在彩礼金额的统计上只统计礼金，不统计其他物品的金钱折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房产的相关情况，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发现，该地普遍的彩礼形式不是房产加钱，而是单纯地钱加物：在2010年之前结婚的夫妻，普遍是以全部返还到小家庭的彩礼钱和自己的一些积蓄作为首付贷款买房，之后通过自己的资金还贷；而在2010年之后结婚的男性因为长期在外务工，家里人很早就会为其在城里购置房产，所以不需要买房。其结婚时该房产是个人财产，房产证上不会因为结婚添加女方的名字，也就不涉及彩礼中房产加钱的双重彩礼要求。这两种购房方式都没有直接要求男方为结婚买房付出首付等作为高额彩礼，这也是本文选取狭义“彩礼”定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田野点介绍
本研究主要选取赣西某镇和该地相亲角两个田野点。该地下辖三个行政村共22个村民小组，可接受访谈的人员较多。调查数据显示，当地绝大多数年轻人以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个人年收入一般为4.5万~7.0万元。该地位于市区的西南郊，总人口8.32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21.32，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该地在2015 年之前的出生性别比是129~142；放开二孩之后（2016—2024年），该地出生性别比是138~157，都远超107的标准，呈现偏高的情况，甚至某些年份超过130的标准达到极度偏高的情况。该地多子女家庭极为普遍，这些多子女家庭在分家后具有很典型的网络家庭特点。
▍田野点彩礼情况
（一）田野点彩礼情况的变迁
从当地彩礼变迁来看，1980年的彩礼在200元左右，1990年的彩礼在3000元左右，2000年的彩礼在10000元左右，2010年的彩礼在 40000元左右，2020年以后彩礼在80000元左右。从彩礼金额与当地个人平均年收入水平的比较来看，此地子代平均年收入1980年为200元左右，1990年为2000元左右，2000年为5000元左右，2010年为18000元左右，2020年以后为 50000元左右。整体看，彩礼在 2000年之后为个人年均收入的一两倍（见图 2），符合低额彩礼的情况。从通婚圈的年代变迁来看：1980年至2000年乡内婚居多，2000年至2010年县内婚居多，2010年至今市内婚居多且省内婚、跨省婚明显增多。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婚圈逐渐扩大。此地是该选题极具代表性的田野点，有利于笔者了解该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机制。
（二）低额彩礼的认定
1. 生活实践层面：个人年均收入与彩礼金额比较
通过上述彩礼数据和收入对比可以发现，自 2000年起，彩礼金额对于适婚人群来说一般是个人年收入的两倍左右，低额彩礼现象十分普遍，且“我们都觉得这里是低额彩礼”“当地没有年轻人因为彩礼问题结不了婚的情况”等受访者的话语，还有女方及女方家庭对彩礼的态度“要不要都行，反正都是给小家庭的”等，都证明该地的彩礼金额较低。
2. 空间层面：省际彩礼金额比较
笔者以“高额彩礼”“高彩礼”（统称“天价彩礼”）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近十余年的期刊论文等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发现80多篇文章的田野点彩礼金额普遍都在20万元以上，其中江西农村地区更为突出（见表2）。而本文田野点的彩礼一般在10万元以下，大部分为6万~8万元。区域之间通婚彩礼议价是指本地与其他高额彩礼地区通婚时彩礼议价的协商。许多受访者的婚姻都是和赣东高额彩礼地区的省内婚（女方地区彩礼普遍30万元以上），最后都是彩礼协商到10万~15万元后结婚。彩礼金额的大幅度下降可以很好地体现当地低额彩礼的特点。
3. 时间层面：历时性的彩礼与人均GDP比值
2025年当地的人均 GDP超过10万元，彩礼金额与人均 GDP的比值不到1。根据全国9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和2014年“婚姻迁移与女性发展”专项调查数据（韦艳、姜全保，2017），从与他省的彩礼金额和人均GDP的比值来看，当地低额彩礼的现象非常明显，其他省份的这一比值普遍在5以上，而当地甚至不到1，相差非常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当地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低额彩礼地区。从长期历时性的代际变迁可以发现，当地低额彩礼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并不是因为国家整治高额彩礼这种外部力量干预形成的，而是存在一种长期内生性的形成机制。因此，本文的核心探究问题就是高出生性别比农村低额彩礼的内生性形成机制。
▍低额彩礼的生成机制
（一）网络家庭及其再生产
当前，在个体化、工业化催生核心家庭需求的同时，生活成本与隔代抚育的现实也将多代人紧密联结，形成“分而不离”的复合型家庭结构。为解释这一张力，学界相继提出“亲属网络”（Sussman & Burchinal，1962）、“分合间家庭”与“联邦式家庭”（庄英章，1972）等概念。中国研究早期多使用“家庭网”（潘允康，1988），后来逐渐统一为“网络家庭”（郭洪，1994；王思斌，1990）。王跃生（2009、2010）指出，网络家庭是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由多个具有赡养继承关系的家庭组成的生活联合体，注重代际与代内的经济互助、生活支持与情感联结，并在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动态调适性。这一概念高度契合本文研究需求。
本文聚焦家庭代际支持与代内互助驱动下的“家庭再生产”过程。因此，笔者采用王跃生（2009）对“网络家庭”的定义：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由独立生活的亲代家庭及其子代家庭共同组成的家庭联合体。下面将从家庭性别分工与人口流动、女方婚嫁考量这两个视角，分析当地网络家庭再生产实践，从而为理解低额彩礼的维系提供结构性解释。
（二）家庭性别分工与人口流动：网络家庭再生产实践
在当地家庭结构中，一儿一女的情况最为常见。家庭性别分工是网络家庭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当地网络家庭再生产的实践也展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当地，网络家庭再生产过程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发展规划大不相同，很大程度上恪守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对儿子的期待是“男儿志在四方”，希望儿子在外面好好拼搏、挣钱有出息，给父辈和祖宗争光；对女儿的期待则是会持家过日子，不要远嫁，希望离得近一点，父母能经常看见。虽然这里是以儿子养老为主，但也有对女儿养老的期待，对女儿最大的期待是经常回家看看自己、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使女儿养老和儿子养老形成有机补充。简而言之，在网络家庭再生产中，当地一般是儿子为父代家庭提供经济支持，女儿为父代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正是这种家庭性别分工使当地网络家庭实现了经济再生产和情感再生产。因此，女儿因提供照料与情感支持常留守当地，儿子则因提供经济支持更倾向于赴经济发达地区打工。
受访者X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在广东开公司。女儿本来在城里工作，受父母影响回到当地村委会工作。
“我们这里确实对男孩和女孩期待不太一样，虽然希望孩子都留在身边，但还是更希望男孩去北上广这种大城市，这样有出息，给他爸他爷这些长辈长长脸（增光添彩），娶外地媳妇也无所谓，只要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就行。如果女孩能特别有本事留在外面也挺好的，但我还是舍不得，希望她们能在我有生之年陪在我身边，安安稳稳在农村这边成个家立个业，不用有什么大出息。不要远嫁、离得近一点，经常能看到是最好的。一是怕嫁太远娘家照顾不到受欺负、受委屈，二就是感情上舍不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女儿贴心。”
根据江西省2020年人口普查年鉴，该市因工作就业户口登记在外省的人口中，男性为7609人，女性为3855人，男女比为1.97∶1；因学习培训户口登记在外省的人口中，男性为5117人，女性为3521人，男女比为1.45∶1（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这一数据体现当地人口流动的性别差异。由此，婚恋受地缘影响非常明显，男性投身于全国的婚恋市场，自由恋爱式逐渐超过媒人介绍式，省内婚（跨市婚）和跨省婚明显增多。而女性也会因为在省内上学、市内工作的地缘影响，大部分都属市内婚，省内婚和跨省婚则较少。因此，男性外娶远多于女性外嫁。基于江西省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户籍迁移为基准的婚姻流动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女性跨省外婚率（嫁至外省女性/已婚女性）为4.3%，该市数据为 3.3%（江西省统计局、江西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2022）。而笔者实地调研三个村庄发现，外省女性嫁入率分别为10.0%、7.4%和20.3%；外市女性嫁入率分别为23.7%、15.3%和 29.8%，即跨省市嫁入率均显著高于省市统计水平。
数据印证了当地存在显著的婚姻流动性别差异：男性外娶比例远高于女性外嫁，形成“男性外娶扩张、女性婚配内聚”的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性别比，减少了彩礼竞争。
（三）女方婚嫁考量：期望融入并再生产网络家庭
虽然当地的家庭结构已经通过分家拆解了传统的联合家庭，但是代际和代内的家庭关系仍然保持极强的联系，以网络家庭的形式持续发挥重要作用。在当地商讨彩礼，女方父母是影响彩礼金额的重要主体。相对于一次性的天价彩礼，他们更希望女儿能够融入并再生产夫家的网络家庭。这种婚嫁考量受双重机制驱动：一是正向持续性的代际支持和代内互助（全家经济支持），二是反向的联合家庭责任连带传统（分家时债务均摊）。当地自20世纪70年代起实行彩礼资助模式（全额返还且嫁妆随彩礼递增），使高额彩礼失去经济价值。因此，当地彩礼实践不同于婚姻市场理论下的彩礼竞争，其核心在于通过象征性彩礼，换取夫家与邻里的人情承认：一是以低物质要求换取夫家关系网络的快速融入；二是积累道德声誉实现血缘（亲属网）/地缘（村庄社会）网络扩展；三是奠定持续性代际支持基础。这种策略突破传统彩礼理论，本质是网络家庭的再生产——用短期经济让渡换取长期社会资源增值，完成从“外来者”到“网络节点”的身份升级。
同时，女方随着女性自主性的增强也失去索要高额彩礼的动力，女方父母更加尊重子代的婚恋和彩礼选择。田野调查发现，2000年后，此地自由恋爱成为普遍和主流现象。年轻人在恋爱和结婚时，也都倾向于选择同样来自农村、经济条件相当的另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情商等个人软实力变得更为重要。这种子代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显著增强，还催生了不要彩礼的现象。在当地，子女不仅参与彩礼议价，甚至因自由恋爱彰显出超越父辈的地位和话语权。零彩礼情况常常是父辈妥协的结果，但两家也会各自出钱补贴小家庭，一般不会超过3万元。这个价格远低于当地的彩礼行情价（6 万~9 万元），可见子代自主性的增强是彩礼下降的重要推动因素。在2000年之后的93对结婚案例中，有32对没有要彩礼，这个比例超过1/3，可以说低额彩礼是一种集体选择的结果。
受访者A的女儿2015年自由恋爱结婚，没要彩礼。婚后两家各给了小家庭两万元。女儿觉得，两人是自由恋爱，彼此相爱，奔着过日子去的，彩礼这种世俗的东西要不要无所谓，反正以后缺钱爸妈也会给。A说：
“彩礼也就是个意思，只要两人好好过就行。不要彩礼显得更亲密，像一家人。不过我心里觉得，还是多少该要点，认认规矩。但他们小两口感情好，觉得无所谓，就随她了。她说得也对，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挣多少钱最后也都是给他们。从名声上说，两家都挺有面子，他儿子不用花彩礼就娶了媳妇，媳妇和娘家也通情达理，肯定能相处得其乐融融，过好日子。我们两家都会贴补他们办婚礼、做酒席，也算是做父母的一点心意。”
上文图1描绘了女方家庭的婚嫁考量。笔者基于代际关系和代内关系构建网络家庭的三角形模型，其中情感联结和利益联系贯穿其中。女方婚嫁主要从自身及其父母两方主体进行考量，期望通过低额彩礼融入并再生产夫家网络家庭，同时可借助地方道德规范所带来的良好声誉将网络家庭再生产扩展至由血缘联结的亲属网络和由地缘联结的村庄社会，进一步增强网络家庭再生产逻辑。网络家庭的核心关系主要体现在代际关系、代内关系两方面，网络家庭再生产的拓展体现在地方文化方面。
1. 代际关系：持续性代际支持
代际关系受利益考量和情感联结的双重影响，这分别对应着网络家庭的经济再生产和情感再生产，其中利益考量为主要影响因素。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说，这里的代际关系非常紧密，是持续性代际支持。因此，在彩礼这种一次性的代际财富转移上，当地人不会过分要求老一辈的经济资助，从未出现婚姻资助理论中的夫妻合谋代际剥削的情况。同时，传统的联合家庭责任连带机制也会限制高额彩礼的出现，而低额彩礼模式通过持续性的代际支持，使父母也会在子女婚后持续对小家庭进行经济资助，从而有利于后续代际经济支持和隔代照料等网络家庭再生产。
“我家女儿2022年结的婚，我就要了3万块钱办了个酒席。你不能光看彩礼钱，还得看婚后。以后买房买车这种大事，两家老的还能不帮吗？我感觉这样挺好，亲家对我们女儿特别好，又给钱又给看孩子，挺满意的。女儿嫁过去是过日子，要是不过日子，要多少都没用。真要高了，他爸妈还得出去打工还债，以后生了小孩谁带？万一有个病有个灾，不又得住院花钱？没钱了还是小辈掏，有什么意思？”（受访者C）
情感联结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两方面的感情：一是小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横向婚姻感情，二是男方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纵向代际感情。从横向婚姻感情来看，作为要价方的妻子不忍看到丈夫及其家庭因为天价彩礼而生活捉襟见肘，低额彩礼成为维系夫妻亲密关系的重要纽带；从纵向代际感情而言，男方不忍看到父母因为高额彩礼而承受巨大压力，这种负面情绪将会从代际纵轴转向夫妻横轴并影响夫妻关系。费孝通（1982）认为媳妇作为一个外来者，通过婚姻融入一个举目无亲和没有生活体验的新家庭中，是极具挑战性的。而低额彩礼带来的“明事理”“互相不为难”这种良好声誉所产生的情感效应是巨大的，既维系了横向夫妻感情和纵向代际感情，又使女方建立了与婆家的良好情感联结，以此可以很好地处理自身与婆家的代际关系，有利于在情感上融入并再生产夫家的网络家庭。
“两个人要是奔着过日子去的，低额彩礼就是最好的。真要高了，大家心里都有疙瘩，那就不好了。婆家人给你摆脸色，话里话外点你，让你拿钱还债，你怎么办？老公因为这个事和他爸妈老吵架，以后一有事就翻彩礼旧账，你怎么和他们一起过？再说了，你忍心看你对象因为你的彩礼经历这些吗？你要少要点，和老公关系好，和婆婆关系好，大家好好过日子，钱就赚回来了，那不比要彩礼强得多吗？”（受访者C女）
2. 代内关系：持续性代内互助
在代内关系中，兄妹、姐弟关系通常不会抬高彩礼价格，而兄弟关系的代内竞争则可能导致彩礼价格上升（陶自祥，2011）。因此，笔者选取最具张力的多子家庭进行分析。代内关系受利益考量、道德约束、情感联结的三重影响，其中情感联结为主要影响因素。从情感联结的角度来看，在宗族社会中，兄弟从小一起长大、相互扶持，极其团结且关系友好。农村兄弟之间互相照料非常普遍，体现为小时候哥哥帮助父母照顾弟弟，长大后两人相互帮助，情感联结十分紧密。情感的紧密联结成为兄弟关系中最深厚的关系韧性，不仅通过代内互助方式消除了兄弟的彩礼竞争，更通过网络家庭情感再生产进一步减弱了妯娌竞争的强度。
从利益考量的角度看，当地的小家庭在面临资金不足的情况时，父母的代际支持、代内经济互助都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小家庭要换房换车需要大量资金时，往往是整个网络家庭一起完成资金筹集。兄弟姊妹之间的代内经济互助往往是以无息借款的方式实现，而这也是维系农村小家庭发展的重要保障。低额彩礼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代内兄弟竞争及妯娌竞争的强度，通过网络家庭经济再生产使小家庭在婚后生活中有持续稳定的经济保障。在村庄社会中“人活一张脸”，女方低额彩礼的行为实践不仅遵守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约束，更是在代内关系中为女方积累了“通情达理、会过日子”的声誉评价，为其挣了脸面，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并再生产夫家的网络家庭。
从道德约束的角度讲，网络家庭中代内关系主要指兄弟之间和妯娌之间的关系。而道德约束主要体现在兄弟之间，这也成为代内竞争的核心点。村内的道德约束要求“兄则友，弟则恭”的兄弟和睦，如果结婚后大家庭出现矛盾，男性作为家里的血脉成员参与纷争，会陷入“对父母不孝”“对兄不友对弟不恭”的非议，因此家庭纷争的当事人一般都是“娶进门”的媳妇们。在宗族社会中，兄弟是极其团结的，兄弟之间是一个低竞争模式，但是兄弟的媳妇及其娘家会存在一定的相互竞争关系。加之在女性财产继承受限的宗族结构中，彩礼成为娘家给女儿资金支持的重要途径，更易形成隐性竞争。因此，在代内竞争中，实质是妯娌及其娘家之间的竞争。
“我和大哥从小关系就好，当年家里供他上大学，我工作后一起出钱。大哥觉得亏欠我，就说父母的补助以后只给我。2008年我俩同年结婚，大哥结婚父母给一万元，我结婚给六千元，婚前买房又给了两万元。彩礼主要看女方要多少，兄弟之间团结，但媳妇是嫁进来的，不受村里约束，在兄弟家庭里女方容易多要彩礼，觉得不要也被妯娌拿走了；婚后父母给补助，妯娌之间也会因为谁拿多了闹矛盾，这种事我们兄弟干不出来，但媳妇之间没少计较。”（受访者M）
妯娌竞争主要表现为多子家庭中先结婚的儿子彩礼略高于行情价，但涨幅有限，鲜少超过10万元。当地宗族影响较大，男性地位偏高、掌握家庭话语权，兄弟关系极为亲密，加上代内互助的利益考量和宗族道德约束，共同限制了妯娌间的竞争。同时，父母通过持续性的代际支持，在日后生活中尽力平衡各子女的总体资助，避免由分配不均导致兄弟失和。过高的彩礼会破坏家庭内代际与代内的双重支持网络，造成经济与声誉的双重损耗。因此，低额彩礼实为风险控制策略，通过抑制妯娌竞争强度，维护以情感、利益与道德为纽带的家内团结结构。
“我们哥俩和父母关系都很紧密，就算有婆媳矛盾、妯娌冲突，我们也能掺和着一块解决。我和大哥家也是，买房买车互相帮助，去年他买房，我手头30万（元）全借给他了。我好多事也是他托人帮的忙。现在哪家有大事，都是三家一块想法子，三家解决不了，再找亲戚和乡贤，一般也就解决了。”（受访者 M）
3. 网络家庭再生产的拓展：家庭与宗族性村庄文化的关系
网络家庭虽以代际和代内关系为核心，但始终嵌于血缘联结的亲属网络与地缘联结的村庄之中。在这种宗族性村庄的社会里，脸面极为重要，子女结婚更是个人与家庭道德声誉的重中之重。对女方而言，低额彩礼既能树立“通情达理”“会过日子”的个人声誉，也能为家庭赢得“正经过日子”“家庭和睦”的正面评价。对男方而言，低额彩礼既能彰显“靠自己本事娶媳妇”的个人形象，也能为家庭增添“儿子优秀、给家争光”的脸面，即农村所说的“长脸”。这种脸面的提升，可将网络家庭的再生产扩展到亲属网络与村庄社会，带来更广范围的人情互助与社会性价值。
如果女方出价过高，村里有名望的房长会出面进行调解，并通过为其证婚增加女方名望以促成这桩婚事。在当地的彩礼观念中，高额彩礼虽能体现男方经济实力，但其带来的“面子”增益远不及低额彩礼所能传递的“儿子优秀、不怎么花钱就娶到媳妇”的这一荣誉。更重要的是，若女方家庭索要高额彩礼，则会饱受村庄中其他人的质疑和议论。这不仅关乎其个人品德，更被视为抬高了全村的彩礼行情，损害村庄整体声誉。因此，过高的彩礼要求会使相关家庭在村庄中失去颜面，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这个村就这么大，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孩子结婚这种大事全村都知道，婆家什么人、彩礼要了多少都清楚。这边绝大部分人要彩礼不超过10万元，要多了是拿别人家的辛苦钱，有什么脸炫耀？我们肯定背后说这人不通情达理、掉进钱眼里、卖女儿，把他以前干的不好的事都一块翻出来。像阿朱前年结婚要了18万元，还没返还，自己全拿了。这种事我们这儿几十年没有过，现在大家基本不和他家来往了，做得太过分。至于彩礼给得多，那是娘家要的价，自己左右不了，我们最多聊聊天，不会多评价。要是没花钱就娶到媳妇，那是自己有本事，家里说起来相当自豪。”（村民受访者 L）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的田野调研中，高出生性别比农村虽然存在明显的男女比例失衡，却并未如婚姻市场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出现高额彩礼现象。其背后的代际支持模式及家庭文化，也与其他高出生性别比地区常见的代际剥削逻辑截然不同。当地家庭文化强调持续性的代际支持与互助，其核心理念在于网络家庭的再生产。居民通过家庭性别分工与人口流动实践了网络家庭的运作模式，而女方在婚嫁过程中期望融入并主动参与再生产网络家庭，进一步拓展了网络家庭的范围与效用，也充分发挥了其在经济支持与社会互助方面的家庭功能。在此背景下，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不仅服务于经济需求，更核心的目标在于维护家庭和谐与长期稳定。相较于一次性获得的高额彩礼，持续性的网络家庭再生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由稳定家庭关系构成的网络家庭，能够保障成员间的和谐相处与家庭结构的持续稳定，并在不断再生产中持续发挥其功能。低额彩礼的习俗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在这种文化语境下，追求高额彩礼反而无利可图，选择低额彩礼则更可能名利双收。
诸多研究认为性别比例失衡会推高彩礼价格，但本研究发现，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地区仍可维持相对较低的彩礼水平。与赣南地区的低额彩礼研究相比，本文的赣西田野点同样存在联合家庭责任连带机制、女性地位提高、女儿养老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但两者存在根本差异：赣南地区的彩礼主要归属于父母，具有较为传统的婚姻偿付性质，这是其维持低额彩礼的根本原因；赣西地区早在三十多年前已由婚姻偿付转向婚姻资助形式，难以用传统偿付理论加以解释。与粤北地区的低额彩礼研究相比，两地同属宗族性农村，均认可代际与代内关系对彩礼价格的影响，但在具体机制上存在分歧。针对粤北地区的研究认为低代际支持促成了低额彩礼，但忽略了代际支持本身是一种持续性的历时行为，维系代际支持的稳定性才是影响低额彩礼形成的关键。在代内关系上，针对粤北地区的研究强调兄弟竞争程度较低是低额彩礼的重要原因，但本文认为代内竞争的核心并非兄弟竞争，而是妯娌竞争，兄弟团结对妯娌竞争的制约才是影响低额彩礼的重要因素（见表3）。
本研究不仅为理解高出生性别比农村地区的低额彩礼现象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政府及社会各界在倡导积极婚恋观、推动乡村治理等方面提供了实践参考。研究结果可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基层实践提供启发，进而促进农村地区的家庭发展与社会和谐。